日本教授偷内衣(为何热衷于偷盗女性内衣)

一、如何看待日本这个国家


日本教授偷内衣


客观评价,日本是个怎样的国家?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骂日本

因为国内不负责任的政治敌视和宣传

作为中国人,怎样看待日本这个国家?!

一般有如下的看法,仅供参考:比较死板,不肯通融。 1、如一位老太太把商品放在柜台,又去取东西,我们到了柜台前,这时老太太回来了,要先结帐,我们也让老太太先结帐,但日本收银员根本不理,一把就接过我们的东西,给我们结帐。 2、一位中国教授到日本住宿,因为费用高,以及教授的房间少,要求驻留学生的小宿舍,遭到拒绝。因为他是教授,可以没有地方住,但要住就必须住教授的房间。 3、一位老师来商量入寮的事,后来完事后直接到我的房间来聊天。一会儿看门人来电话,让她到楼下。首先办理完结入寮入门手续,然后办理会客手续,完毕再回到楼上我的房间。 4、时间到,会议准时结束,大家必须及时离开会场,因为有人在催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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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性看待日本这个国家

日本自称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日本人过去曾想用杀人的方式统治亚洲,但是他失败了。并不甘心的日本,现在用经济手段达到了一定的目的。你看看全世界公路上跑的车,在看看家家用的电器,手里拿的电子产品,到处都是日本二字。日本是个雄心勃勃的国家,他们在梦里都想吞下地球、月球和火星......如果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能反治日本的力量,那么他们的美梦终会成为现实。

如何看待日本这个民族、国家?

日本是一个矛盾的民族既崇尚静美柔和又黩武崇尚一种残破美(从一些动漫里就可耽出较血腥经常有人被砍断胳膊腿的)既崇尚礼仪又好斗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具有狂热精神信仰的民族,相信精神胜于物质的力量。日本社会强调的是等级秩序。就像楼上几位说的历史是残酷的已成为历史现在各国间联系都比较紧。记住历史发展自我,不断增强我国自己是最重要的。只要我们强就没有人敢欺负!!

我们该怎么样对待日本这个国家呢?

观点略同。

看看一个日本人是怎样评价中国及自己的国家

《中国人的智慧》是日本出版的关于各国人民之智慧的系列丛书的一部,还有《日本人的智慧》,《美国人的智慧》等。本人读了《中国人的智慧》之后,感到从外国人的角度看中国人,可以看到一些中国人自己不易发现的问题。所以摘译出该书的一些片断,请大家看看日本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人的。作者简介:《中国人的智慧》的作者松本一男,1925年出生于台湾,东京大学毕业。多年从事中国学以及金融方面的研究。著书有《***评传》,《周恩来的处事之道》,《三国志中的座右铭》,《中国人和日本人》等。[译文摘要]一个国家的国民性或者一个民族的性格,可以说相当程度取决于其国家的自然环境以及长期经历的历史经验。打开地图立刻可以发现,中国东面临海,西,南,北三面与其他国家接壤。其陆地上的一万多公里的国境线是人为划分的,所以很容易被侵犯。不要说国境被侵犯,中国还有过整个国土全部被其他民族侵占的历史,五胡十六国、元、清等就是例子。这对于四面由海洋所保护、历史上只经历过一次被外国军队占领历史(指二战后日本被美军占领)的日本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对于有复杂多样历史境遇的中国人来说,自然应该具有独特生活智慧。对于中国人来说,以下的气质较为突出: 1,忌讳战争。因为中国人经历过多次被侵略之苦,所以也很厌恶去侵略别的国家。 2,大国意识强、认为自己国家的文化最好并以此而自负。 4,阴郁,外人难于了解其内心。 5,憨厚,忍耐力强。 6,保守,不易改变。 7,生活节奏比较缓慢。总之,在严酷的环境中经历了数千年磨炼的中国人比较缺少乐观的精神。下面从一些侧面来探讨一下中国人所具有的独特智慧。“慢慢儿来吧“--中国人的生活节奏本世纪初以乘船为主要交通手段的时代,初到中国港口的外国人都对在港口干活工人的劳动节奏,尤其是劳动号子的节奏感到吃惊。被称之为“苦力“的中国工人,喊著慢得没法形容的劳动号子在劳动,因为拍子节奏迟缓,与之相配合的手脚动作也就慢腾腾的了。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象清晨中国公园里打太极拳的节奏差不多。看到如此情景,平时习惯于快节奏的日本人会目瞪可呆地感到:“这个国家的人,怎么会这么悠闲?“对于急性子的日本人来说,中国苦力们的慢节奏的劳动被认为是故意偷懒。旧上海日本人乘人力车时,总是扬著柺杖用日式中国话大声喊:“快快的!“。因为急性的日本人一登上人力车便想尽快到达目的地,所以人力车夫们很讨厌搭日本客人。在旧满洲煤矿及港口,常常可以看到日本工头甩着鞭子对苦力们喊:“快快的!“。因此除非给相当高的工钱,中国的苦力们都不愿在日本工头手下干活。当时在中国的日本企业家们,即使不懂其它的中国话,也绝对懂“慢慢的“这句话。并把其作为形容中国劳工的词语。其实日本人并不懂,苦力们乍看上去象偷懒似的慢悠悠的劳动,是他们进行长时间持续劳动的智慧。象日本工人那样的蛮干,身体往往支撑不住。中国人不仅日常生活的节奏慢、作商业买卖也是慢腾腾的。香港、深圳不动产的出租契约,期限是三十年、四十年,甚至还有长达“九十九年“的。对于出租契约一般为二年或三年的日本人来说,只能认为这是在开玩笑。从中国人的走路方式也可以明白他们不慌不忙的生活态度,即使在北京、上海这种繁忙的大城市里,也很难看到象日本人那样一路小跑似走路的中国人。中国人甚至打仗也是慢腾腾的。三国时代,刘备率蜀国大军攻入吴国,直逼夷陵。位于长江中游北岸的夷陵是军事和交通的要地,一旦被突破,吴军的根据地江陵......>>

你如何看待日本这个国家初一作文

日本人喜爱清洁,从洗手做起。饭前便后洗手、回家之后要洗手,这都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日本自来水的洁净标准高,饮用生水不担心病毒或者细菌感染。所以,在日本的住宅、饭店或公园里,人们口渴时就拧开水龙头解渴。

日本人爱护牙齿,每次饭后有刷牙的习惯,不少日本人办公室里都要放一套牙具。还有不少日本人一吃完东西就会漱口刷牙。

日本人好洗澡,至少每天一次,一般是在临睡前泡澡,有助于晚上睡眠好,有的人还会在早上起床之后洗澡,甚至是留长发的女性,这样能在早晨出门时保持精神焕发。

日本的上班族,特别是女性,每天都要换内衣和外套,否则会被怀疑没有回家过夜。

研究证明,很多病毒和细菌藏在痰里。日本人认为,不随地吐痰,是尊重他人、同时也对社会负责的表现,代表着个人教养水平。日本人一般吐在随身带的纸巾上,然后扔进垃圾桶。在东京,地上很少看得到痰迹,十分干净。

在地铁、公共汽车等公共场所吃东西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行为。街头食摊出售快餐食品,但买下后吃完再走才是有礼貌的。

在日本,买香菸的同时还会收到店员附送的菸灰袋,有些商店中也会出售菸灰袋。这种小袋内有隔热铝膜的,可以放在衣袋里随身携带。在公共场所吸菸的时候,把菸灰菸蒂弹入袋子内,收集起来,然后再扔掉。

如何看待日本这个民族,国家

是一个尚武的民族

如果评价日本这个国家。

如果不评价呢?

如何看待正确看待日本

首先说一下,日本这个国家,国虽小,但野心却很大,自古如此,如他们所说“菊与刀”。的确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民族追求强大,同样信服强者。这是一个矛盾却合理的民族。

对待他们,我们不能示弱,你的示弱换来的不是他们感激,而是血淋淋的屠刀,在他们的眼里弱者只有被强者吞食。

再说我们两国间的恩怨,恐怕没什么可以抚平。但鉴于现在的国际局势,以及中国的周边局势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对待这个国家。

外交上深化交流,攻守有道,多国利益平衡。军事上积极备战,同时促进交流。经济上,加强贸易。文化上,谨记国耻不忘,同时学习对方先进思想。

总之一句话,表面朋友,暗中备战,不为战争,只为自强,卫国。

二、日本一知名大学教授***不好好教学生***为何热衷于偷盗女性内衣


日本教授偷内衣


日本的一个小镇上经常出现丢失女性内衣的情况,而当有一天一名丈夫在回家的时候,发现偷内衣的小贼,而在人们的帮助下,这个小偷才跑出100米就被抓住了,而这时人们才发现原来这个偷内衣的人是大名鼎鼎的大学教授。有一些人总会有着与常人不同的癖好,而这些癖好往往是青少年时期养成的,我觉得这个教授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正是因为这个从小养成的不良癖好,所以他才会走上这条不归路。

据了解这个日本的教授在被抓住之前也作案过很多次,我不知道这个大学教授在最开始偷窃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但是他肯定由于之前好几次得手而没被人发现,所以放低了警备,胆子也越来越大,也因此越来越收不住手。这位大学教授在被抓住以后,自己也很懊恼,觉得自己没有给自己的学生做一个好榜样,但是错误已经犯下,他也必须为他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有异于平常人的行为习惯的话,一般都是因为小时候受到了某些刺激造成的,并且在养成习惯后家人们也没有及时发现和引导,所以这个习惯就伴随了他们一辈子。我们都知道,其实日本的文化是十分开放的,所以日本的小孩在很早的时候都能够接触到两性之间的事情,对于异性的懵懂以及好奇,往往可能会让他们有不同的癖好,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大学教授会成为偷内衣的小偷。

我觉得如果当一个家长在发现孩子的不良习惯的时候,就一定要加以阻止,并且正确引导,这样才能够让他的习惯得以改正,不至于在以后的生活中他还做出错误的事情。要多关注孩子,因为像这种不良习惯一般都是在青少年期间养成的。

三、日本为什么不承认侵华历史又是该教科书,又是参拜靖国


日本教授偷内衣


日本人为什么不忏悔?

(一)

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写过一篇名叫《牡丹》的

小说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性格孤僻的老翁,青年时代曾参加过侵华战争。这个老人除了精心栽培几百棵牡丹花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的爱好。

后来,人们才知道,老人对牡丹花的喜爱与他早年的战争经历有关,在老人的眼睛里,

每一棵牡丹花都象征着一名当年被他所杀害的美丽的中国姑娘。一大片牡丹花丛,就是他屠杀的一群中国少女。这个老兵丝毫不为当年的杀戮感到悔恨,相反却把昔日的暴行审美化了。他觉得,那是他的骄傲,那是他的特权。

就是这样一个变态的杀人魔王,在信仰军国主义的三岛由纪夫笔下,成了一个享受着审美愉悦的艺术大师。纵观人类数千个族群,只有日本文化才有这种“化丑陋为美丽”、“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

日本人看待历史,有一种奇特的自我中心的视角。把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无限夸大,而把对自己不利的一面尽量缩小。他们坚持用显微镜去看待别人的缺点,却在自己的错误前面固执地闭上了眼睛。

于是,作为战争挑动者和实施者的日本人突然消失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到过异国的土地上去杀害和奴役平民,他们似乎从来没有给他国的人民带去过死亡和血泪。恰恰相反,他们仅仅是广岛和长崎的受害者,他们固守着自己是“受害者”的意识。

于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不见了,只剩下作为被害者的日本人;作为杀人如麻的刽子手的日本士兵不见了,只剩下沉醉在美丽的牡丹中的种花老人;创造将强奸合法化和制度化的“慰安妇制度”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在天皇英明领导下的“经济强国”。他们像顽童一样,在肆意地破坏之后,却不承认自己做错了事。

日军的暴行呈现出了一种虐待狂和破坏狂的特征,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湖南常德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他在给《时代》周刊写的报道中描述说:“人们会问,日本农民在国内时视粮食为珍宝,十分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但为什么到了中国后,他们不仅掠夺中国农民的大米,而且朝着运不走的粮食大小便?人们会问,是什么原因,使得日本兵在进入孤儿院后,偷走孤儿的被褥,并不嫌其烦从楼下的院内搬来大块石头,将一所职业学校的纺织机械砸得粉碎?他们闯入学校,向墙上猛摔墨水瓶,从中又得到了什么乐趣?”

除了日本人自己,实际上大概没有人能回答这些尖锐的问题。日本文化的某些“精髓”,恰恰渗透到了日本军人这些匪夷所思的“乐趣”之中。

另一方面,日本文化中有一种源远流长的“集团主义”,既能把个人的力量放大,又可以把个人的责任缩小。当日本人在战争中杀人、强奸的时候,不仅不会有罪恶感,还会因为自己的表现比别人出色而充满自豪感。同时,因为是集团行为,既有“上级命令”,又有“大家都一样”,这就形成了一种“无责任集团”,干坏事的时候没有犯罪感,干完之后也没有责任感。

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书中分析说:“在十五年战争中,作为个人,日本没有一个战争责任者,即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不是由领导人承担。所谓‘一亿总忏悔’,就是说无论是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就是等于零,即变得没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几乎等同于没有责任。”

日本国民固然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但不可否认日本国民也是军国主义的支持者。他们不是“无辜者“和“无所事事的旁观者”。军国主义的土壤从何而来?如果整个民族不被一种拓展生存空间的观念所激动,不被大和民族天生优越的幻觉所麻醉,军国主义怎能如此迅速地开动战争机器呢?

(二)

这不是简简单单地说一句“我们受到了欺骗”就能够让人信服的。

在日本,从甲级战犯到普通士兵,大部分人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的罪过。同样是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德国的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就刑前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而日本的东条英机却在就刑前狂叫:“天皇陛下万岁!”为什么会有这种根本性的差别呢?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谈到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差别。罪感文化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耻感文化则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中,对犯罪行为,人们感到的仅仅是懊恼。而且,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恼。他们认为坦白和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在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

同样是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德国人不仅反省自己,更反省共同的人性。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欧美民众,不仅深切忏悔,而且有着对人性的怀疑和担当。但是日本人却没有忏悔和伦理责任。日本的科技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在精神层面却依然空洞而单薄。

要日本人承认错误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最擅长把错误推诿给别人。日本人为什么如此喜爱使用“移魂大法”呢?一方面,他们很重视面子,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论述说:“日本人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因此,他们宁愿用一百个错误来遮盖一个错误,而不愿诚心诚意地承认和改正这个错误。

这种特有的“耻感文化”与武士道精神相结合,将“不忏悔主义”推向了极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与日本武士阶层的形成互为表里。日本武士视杀人为友谊,武士可以割下切腹自杀者的头颅;日本武士视杀人为权力,如果自己受辱之后可以杀死对方而不受制裁;日本武士又视杀人为职业,武士拔刀之后必须杀人才能收回刀鞘。在日本,只有战斗到底或者自杀才能保全名誉。万一被俘,就会名誉扫地,即使活着,他也是一个“死去的人”,甚至比死去还要糟糕。美军攻占塞班岛时,四万多日军全军覆没,岛上还有一万多名平民,日军强迫他们自杀,母亲杀死婴孩之后自杀,老人们互相他杀或者自杀。

在《朝日新闻》关于“我记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征文中,一位名叫熊井雅男的读者写了一篇《我们为什么没能反对战争》的文章。文章指出:“有人质问: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并不怀疑国家的政策。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做出的决定不抱怀疑。”

首先,政府不许给国民提供正确的信息。根据治安维持法等发令,对军队和政府不利的消息被秘而不宣,进而被修改成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加以宣传。

其次,国民不能反对天皇的命令。天皇是神,是超越国家的存在。天皇说过,长官之命即朕之命。对于老百姓来说,军队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所以不能反对战争,直到天皇下令停战为止。

第三,国民的优越感被煽动起来。战争领袖在开战以前必须煽动人民。希特勒德国煽动德意志人民是血统优秀的国民,而日本则煽动自己是天皇万世一统的世界第一的神国。

第四,领导人胡乱强调国家的危机。国家危机的说法不断传播,被煽动的国民信以为真,陷于偏狭的国家主义,成为推动战争的力量,还自以为是。

日本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是这套强盗逻辑和战争哲学生长的肥沃土壤。

(三)

日军的兽性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日本社会阶层化的本质,使得长期以来日本军官以羞辱士兵为乐。士兵要洗军官的内衣裤,或是乖乖地站好,让长官煽耳光,直到血流如注。

在日军内部,高级将领对普通士兵的生命毫无尊重和怜悯。当年,丰臣秀吉不顾朝鲜冬季的严寒,让士兵穿着草鞋作战,结果使得几万年轻士兵冻掉了脚趾。与之相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企图通过组建“神风敢死队”来挽救失败的命运。人的生命被看成跟机器一样。高级统帅在知道盟军已经解读了密码的情况下,为了所谓的自尊和自信,依然继续使用,造成了基层士兵的大量伤亡。

权力最弱的人,如果握有更低阶层者的生杀大权时,通常最有虐待狂倾向。当日本士兵占领南京时,由这种长幼尊卑的阶层逐渐形成的疯狂,终于有了宣泄的出口。他们压抑这么多年的愤怒、憎恨和对权威的恐惧,在南京轻而易举地爆发成不可收拾的暴力。

日军兽性化的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对中国人充满了憎恶和鄙视,这种感情是从数十年的宣传、教育和社会教化培养出来的。在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的思潮中,日本人开始把自己当作“准白人”,并产生了对亚洲其他黄种人的歧视。在昔日以种族隔离闻名的南非,日本人被分类为“名誉白人”,虽然日本人是黄色人种,却坐在白人一方,享受着与白人同样的特殊待遇。为此,日本人感到洋洋得意,并忘记了自己是黄种人这一无法改变的事实。

许多日本士兵认为,中国人还称不上人类,杀他们就像压扁一只甲虫,或者杀死一只猪一样。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一个日本军官把十个中国俘虏绑在一起,这样捆成很多堆。然后一堆一堆地将中国人推进洞坑,活活烧死。后来,他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说:“猪比中国人的性命还有价值,因为猪还可以吃。”

日军兽性化的第三个因素是,在日本士兵之间弥漫着的暴力具有某种神圣的意义。在日本军队中,暴力成为一种强烈的文化义务。日本军部发给士兵的作战手册中宣称:“每一颗子弹都要以皇家的方式发射,刺刀的每一刀都要燃烧着国家情操。”

既然一般日本人都认为天皇比上帝还要崇高,那么日本军队就很容易接受这样的信念:战争即使充满暴力,但最终的结果是,暴力不但对自己有利,对受害者也有利。为了达到这样一种“日本式”的胜利,暴行是必需的工具和手段。

一个严峻的事实是,今天的日本人并没有生活在与那场战争不同的精神世界中。战争的确已经是六十年以前的事情,而且这期间也发生过废除核武器的和平运动。但是,对个人不予尊重,一味适应集团的需要,怀着激烈的竞争心理,只看到人与人之间上下关系的文化,还是同过去一样。崇尚学历、名牌学校,注重所属组织的优劣,执著地追求在公司的地位,并对怀疑这种价值观的人施加无形的压力。此外,学校、工作场所的以强凌弱,使私生活贫乏的会社主义,加班以及应酬等同样腐蚀着日本人的个性。压制个人价值、忽视人文素养,导致日本人进入经济领域就变成经济动物,进入政治领域便门户森严,进入文化领域便沉溺于病态之美。

对此,许多日本的有识之士追问说:将今天日本人的精神状态与侵略时期日军纵容老兵欺压新兵,通过刺杀中国人把士兵培养成战争之鬼,鼓动在军队中出人头地,对被压抑者的痛苦毫无感觉的所谓“日本人的精神”相比较,能够说两者有多大的区别吗?将这种体制与侵略战争时期人们从儿童就开始残酷竞争,在羡慕和屈辱的关口提高人的攻击性,进而组织军事力量的体制相比较,两者不是如出一辙吗?

(四)

在耻感文化的左右下,日本普通民众迅速完成了对战争罪行的遗忘,日本保守派政客更是信口雌黄地篡改历史。

自民党众议员议员奥野诚亮声称:“过去日本不是发动侵略战争,也没有采取过殖民政策。”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声称:“大东亚战争并非侵略战争,而是日本为了求生存、解放殖民地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认真思考的产物。战争的目的在当时基本上是可以被允许与正当

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说:“与其说是侵略战争,毋宁说是几乎所有亚洲国家托它的福。从欧洲殖民地的支配获得独立,结果教育也相当普及,较诸长期受欧洲支配的非洲的识字率为高。只不过半个世纪,整个亚洲便出现经济繁荣的气势。”

自民党在“终战五十周年国会议员联盟”的“成立意向书”中宣布:“日本今日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两百多万战争殉难者的基础上。这些殉难者为期盼日本的自存自卫和亚洲和平而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对于这些指鹿为马的言论,一位德国知识分子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德国人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一员,讲究实事求是,因此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对外侵略的历史。可是日本人则不同,他们以所谓的‘东洋文明’为由,不想承认错误,这难道不是军国主义思想的体现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和日本对他们各自的战争罪行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态度。荷兰作家布鲁玛在《恍惚有无前朝罪》一书中,对比了德、日两国对战争的不同态度。德国总理勃兰特跪在犹太纪念碑前,但没有一个日本领导人有过这样的举动。在德国,否认战争罪行的是一小撮被警察追捕的极端主义光头党;在日本,却是首相、国会议员、内阁大臣和历史学家。

德国总统魏茨泽曾经在一篇演说中指出,战后德国支付了一千亿马克的个人赔款,而日本却几乎什么也没有做。他批评日本战后的四十年是“荒野的四十年”,战后日本的历届首相都不曾明确而充满真诚地想受到侵略的各国人民道歉,他们每次都含糊其词,并一味主张把对本国不利的历史从教科书中删除。

然而,日本保守势力不仅不接受魏茨泽的忠告,反而对德国进行攻击和辱骂。日本电器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宣称,德国的认罪和赔偿恰恰说明了德国人的“自我欺骗”。他认为,战后大多数纳粹分子都是德国人自己揭发和审判的;而日本人除了由盟军进行的东京审判和各国对乙级及丙级战犯的审判之外,并没有自己人揭发自己人的情况,这是日本的骄傲、自信和宝贵的“爱国主义”。

布鲁玛在与日本作家泽地久枝的对话中,叹息日本知识分子没有历史责任感。泽地久枝解释说:“从一九三四年至今,仍然存在着封锁压制言论的危险。”

布鲁玛吃惊地问:“右翼势力有那么强大吗?”

泽地久枝用厌恶的口吻回答道:“我还不能说日本是一个文明开化的社会。”

受欧洲民主主义教育的布鲁玛高声问道:“那么,直接谴责右翼有危险吗?”

泽地久枝回答说:“我想得豁出命来。”

泽地久枝的说法并没有夸张之处。同样是君主立宪制度,在荷兰、英国、丹麦,国民和媒体可以任意批评女王甚至辱骂她;但在日本,天皇依然具有神圣的地位,批判天皇依然被看作大逆不道的行为,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攻击。

一个不对罪恶忏悔和反省的民族,是难以获得世界的信任和亲近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日本一次又一次的掩饰和歪曲历史的行为,使得亚洲各国的国民在心理上依然把日本当作“敌人”来看待。

战后的德国能够迅速融入欧洲,与昔日战场上的对手们一起致力于建立欧盟,得益于德国彻底地清除了自身的法西斯主义毒素。而战后的日本迟迟无法完成由“战败国”向“普通国家”的转变,根本原因还是日本自己不肯告别昨天的邪恶、不愿真诚地道歉。难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一位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惊呼道:“谁也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会发疯!”

对于日本来说,要想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友好相处,首要的问题是正视历史、深切反省。富裕并不意味着自动地拥有了遗忘历史、轻蔑他人的权力。

日本要想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一个政治大国、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就应当先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责任感和尊严感的国家。为使日本今后能在亚洲起到重要作用,从政府到一般舆论,都有必要正视罪恶、唤醒记忆,在日本内部掀起一场道义上的讨论。在向世界呼吁记住广岛和长崎之前,对自身进行道义的清算。日本人需要这样的运动。

没有真心的忏悔和实际的赔偿,就没有牢固的和平和深切的信任,这是日本与亚洲各国交往的一个基本常识和前提。日本学者尾村太一郎在《与暧昧的五十年诀别》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日本现在剩下的只是一伙脱下昔日军装、以篡改历史为己任的国贼财团和披着社会民主主义外衣却没有骨头的行尸走肉了。承担国家责任的主体不见了,负责组建这一主体的国会也堕落到只会讨论税金问题的程度。日本应该明白,和平是由无数人的死亡换来的,如果忘记这段历史和这个道理,那么和平之树就将枯萎。”日本有没有这样一种清理自身历史垃圾的勇气呢?我们拭目以待。

在新世纪的曙光中,日本民族进行深刻而真诚的忏悔,对于日本自己、对于亚洲、对于世界,都是一道绕不过去的门槛。这场忏悔将是日本建立崭新的国际形象的起点,这场忏悔将是日本与相邻各国友好相处的保证。

但愿“日本,是我们的朋友”的说法,最终成为亚洲各国人民真实的感受和深切的认知。

但愿“日本,你为什么不忏悔”的追问,再也不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持续下去了。

摘自《铁与犁——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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